死刑复核请律师用多少钱申诉

过失致人死亡罪请律师多少钱

在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况下，行为人除了要依法负刑事责任外，还需要对死者的家属进行一定的民事赔偿。如果要请律师，也要花一定费用。

那么过失致人死亡罪请律师多少钱呢?尚辩刑事团队律师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过失致人死亡罪请律师多少钱？

首先律师收费是有具体标准的，与案件的具体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一罪还是数罪，一起犯罪还是多起犯罪事实等等，这些的费用都是不同的。

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直接决定着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和办理案件所需的其他成本支出的，这也是确定律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家属的委托能力。

家属的委托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经济能力和支付意愿。

这两方面也决定了其能够聘请的律师的范围，超过了自己“价位预期”的律师，他们是很难接触到的或者实际委托的，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只能在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范围内聘请到相对满意的律师。

当然有些家属经济能力非常强，但其就某起事件/纠纷的支付意愿并不高，所以家属的委托能力是要综合经济能力和支付意愿来考虑的。

尚辩刑事团队刑事辩护律师收费参考标准，供大家参考:

侦查阶段：10000元；

审查起诉阶段：10000元；

审判阶段(一审)：30000元；

审判阶段(二审)：30000元；

自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阶段：20000元；

死刑复核阶段：50000元；

申诉案件(含被害人一方申诉)：40000元。

律师费的高低是选择一个律师的重要考虑因素，但不应该是决定因素。

毕竟如果只因为价格来选择律师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

所以在选择律师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位信得过的律师，可以在律所签订和该律师的委托协议，并且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办案费用。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请律师费用是多少

具体情况：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差异，决定了其工律师收费是有具体标准的，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1、案件的具体情况案件的具体情况，2、委托人的具体要求3、律师作价值的差异，收费方面也有差异，律师的具体情况，是确定律师费的关键因素。

很多人在涉及到刑事案件需要请律师时，都会感慨自己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总是认为律师费之所以如此高昂，真正原因是律师在漫天要价，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国对于律师的收费是有相应的规定，那么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请律师费用是多少呢?下面就来告诉大家。

▲一、刑事诉讼法聘请律师要多少钱

(一)刑事案件收费按照各办案阶段分别计件确定收费标准。

1、侦查阶段，每件收费5000—10000元。

2、审查起诉阶段，每件收费5000—10000元。

3、一审阶段，每件收费10000—30000元。

4、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符合当地法律援助条件的非北京市区案件，在上述标准内下浮。

(二)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申诉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按照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

(三)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

(四)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按照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涉及几个罪名或者数起犯罪事实的，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取。

下列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上述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

(一)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

(二)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

(三)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国刑事辩护网提供

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向办案单位交纳的鉴定费、资料查询费、复印费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异地办案交通费、住宿费等差旅费由委托人承担，根据实际的花费据实结算，实报实销，也可以协商一定数额包干。

▲二、律师收费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的合法权益，促进律师服务业健康发展，依据《价格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和获准执业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律师事务所应当便民利民，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服务成本，为委托人提供方便优质的法律服务。

▲第四条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第五条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

(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第七条政府制定律师服务收费，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必要时可以实行听证。

▲第八条政府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和律师业的长远发展，收费标准按照补偿律师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加合理利润与法定税金确定。

▲第九条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

(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五)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

▲第十条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

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计时收费可适用于全部法律事务。▲第十一条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婚姻、继承案件;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

▲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

▲第十七条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第十八条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

▲第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和查档费，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

▲第二十条律师事务所需要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的，应当向委托人提供费用概算，经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确认。确需变更费用概算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第二十一条结算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有关费用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委托人提供代其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清单及有效凭证。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部分，委托人可不予支付。

▲第二十二条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

▲第二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应当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于经济确有困难，但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公民，律师事务所可以酌情减收或免收律师服务费。

▲第二十四条律师事务所异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执行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收费规定。

▲第二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异地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执行律师事务所所在地或者提供法律服务所在地的收费规定，具体办法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收费的监督检查。

律师事务所、律师有下列价格违法行为之一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一)不按规定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的;

(二)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三)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的;

(四)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五)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六)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第二十七条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律师事务所、律师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照《律师法》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实施行政处罚：

(一)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或者收费合同规定的;

(二)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规定的;

(三)不向委托人提供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用概算，不开具律师服务收费合法票据，不向委托人提交代交费用、异地办案差旅费的有效凭证的;

(四)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保管、使用律师服务专用文书、财务票据、业务档案规定的;

(五)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函件、电话、来访等形式，向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举报、投诉。

▲第二十九条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超越定价权限，擅自制定、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由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部门对责任人予以处分。

▲第三十条因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律师协会、司法行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调解处理，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备案。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司法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2006年12月1日起执行。《国家计委、司法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计价格〔1997〕286号)和《国家计委、司法部关于暂由各地制定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的通知》(计价费〔2000〕392号)同时废止。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收费总是按照阶段收费的，不同的阶段律师的收费标准不同，如果案件越复杂，律师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那么收取的费用则会越高，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选择律师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以免上当受骗。

最高法院怎样复核死刑案件

八年来最高法院怎样复核死刑案件，死刑数字如何得到控制，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南方周末记者还采访了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学者和律师，尝试作出解答。

据接近最高法院的学者和法官介绍，2007年后，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近半。

一位刑法学者说，李昌奎案引起的死刑数字反弹，“费了很大力气才纠正过来。”

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以后，中国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序就完全改变了。业内人士普遍估计，现在每年的死刑人数已经大幅削减。

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他和最高法院及地方高级法院一些相关人士的接触了解，“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

7月，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也在一次学术讲座中透露，近年来数字稳中趋降，“已经达到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历史最高点的十分之一”。

不挂牌的“死刑复核大楼”

北京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墩台往南400米，北花市大街9号，一座十多层的建筑，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办公区，俗称“死刑复核大楼”。大楼有武警站岗，不挂牌，进院需安检。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全部移到了这里。法官们的主要工作，从原来的调研、研究统一裁判规则、对下指导等，变成了办案——死刑复核。

各省的死刑判决都要上报最高法院，经立案庭形式审查后，根据管辖范围分配到各个刑庭。庭内有内勤负责案件的流转登记，在庭长的安排下将案件分到“大合议庭”——审判庭下为日常管理而设的一级准行政单位，再产生办案子的合议庭。

据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五个刑庭中，刑二庭人数最少，包括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内勤人员在内，约50人。其它四庭每庭约70人，但案件数量也要多得多。

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地域和类型相结合的原则。

刑一、三、四、五庭的死刑复核案件，基本按照省份分配到“大合议庭”中。一般每个省对应一个“大合议庭”，案件较多的省份对应两个。更特殊的，如因毒品犯罪多发导致死刑案件众多的云南省，可能就需要三到四个“大合议庭”做死刑复核。

刑二庭主要按照类型管辖，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军事犯罪、涉港澳台和涉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及新疆的案件。一般每类犯罪对应一到两个“大合议庭”。

一位接近该庭的人士介绍，由于近年来暴恐案件增多，加上十八大以后重大职务犯罪多发，2014年开始，原本归刑二庭专门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分配到了其他四个庭，内部专事职务犯罪的“大合议庭”，也由一个增加到了三个。

这位人士解释，今年上半年，部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已有十多个进入了司法程序，全年可能超过二十个。过去每年也就八个左右。根据惯例，这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最高法院就要全程参与。

低级错误时有发现

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判长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人担任承办人。

承办人是整个死刑复核过程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位，也最为重要。当前制度下，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阅卷。人命关天，阅卷通常特别细致。

“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也有特别不上道的，但是极少。”一位在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工作过的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所有的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题的，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说明，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有时对方不配合，明明存在的证据说查不到，也怕下面造假。

虽然报送到最高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两审，低级错误依然时有发生。南方周末记者在不同场合听过多位最高法院法官吐槽：有的现场勘验笔录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检的时间还晚；还有的提取时记录是一件蓝色薄毛衣，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可能真的是笔误，但你得自己去看。”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室有物证送检登记表，一般是最原始的，但不附卷送过来，血样的图谱表是机器自动生成结果，也没法作假（除非放进去的取样有问题）。

最高法院某刑庭领导在中国法学会一次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了39%。

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办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按照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官们除了阅卷和调查，还要提讯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提讯可以当面，也可通过视频。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较多，他都要出差，当面提讯。只有案件比较清楚时才视频提讯。但为了避免给当地增加接待负担，无论补查还是提讯，都尽量少去。

“下面法院也都很忙。以前不怎么见最高法院法官，下去还比较新鲜。现在去多了，都烦。所以我们也是能不去就不去，都是凑几个案子去一趟。”这位法官说。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去调查或提讯被告人，有时候越问问题越多，“一个十几本卷的简单的案子，后来可能也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想起来就特别后怕，怎么存在那么多问题。”

听取律师意见的前提是有律师。但死刑案件被告人很多来自社会底层，复核阶段都没自行聘请律师。据前述某刑庭领导介绍，最高法院正在起草《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若干规定》，有望年内出台。

谁定生死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承办人需要写出详细的审查报告。包括存在哪些证据瑕疵、哪些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是否有需要补查的地方，补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影响作出核准的判断等。一般每份报告都要一二十页，多的四五十页，甚至两三百页。

根据流程，承办人写完报告后，要将案卷和报告提交给其他两名合议庭成员，让他们各自独立阅卷并写作报告，一般给一周时间，案件复杂的也可再延长。如果审判长不是承办人，那么审判长先看，认为报告清楚且符合要求的，再交给另一名合议庭成员。

法官们介绍，三人独立阅卷后，要在书记员的记录下进行讨论，得出多数意见或一致意见后，报主管庭长或副庭长把关，再报主管副院长通过后就能核准，最后由院长统一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目前，最高法院三位主管的副院长分别是二级大法官李少平、南英和黄尔梅，最后把关统管的是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

但如果主管庭长觉得案件存在疑点，或者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就有可能先把案件提交庭内的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合议庭再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讨论。

经过上述过程，如果依然有分歧，案件就要提交审判委员会或者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院庭领导和审判长联席会议的角色只是帮忙把关，合议庭和审委会才对案件依法享有决定权。一般情况下，只有重大、疑难案件才会提交审委会讨论。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最高法院在两方面的标准都更严格。不予核准的压力，也促使地方法院调整适应，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案子，不再判处死刑。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法官们说，最高法院对证据问题非常坚持，绝不会屈从于各种压力就判处或核准一个可能无罪的人死刑。最典型的就是福建念斌投毒案，他在一个月前被宣告无罪。此前他曾四次被判死刑，多亏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一直没有核准。

2007年和2010年，最高法院还两次联合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下发文件，对死刑案件的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涉及命案的，要求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DNA鉴定、指纹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多位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慢慢形成了一些量刑原则，很多都强调了控制和慎用死刑。例如：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共同犯罪导致一人死亡的，一般最多判处一人死刑；只杀一人并自首的，一般不判死刑。

对于因生活琐事、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也很谨慎。它们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只针对特定人引发，具有偶发性，其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等，都和一般的恶性暴力犯罪有明显差异，有些案件的发生，也因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人到底判不判死刑，有时候这些情节甚至会比自首、立功这样法律上列明了的从轻情节更加重要。”一位法官说。

“不杀”的“准备工作”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

“有时候我拿到一个案子，一看有自首。第一反应就是，又得调解了。因为就算你核准了，报上去，领导也会打回来，让你调解，看看能不能少杀一个。所以还不如自己先把工作做了。”一位死刑复核法官说。

调解时间经常是不可预估的，虽然可以依靠原审法院，有时候也要多次出差才能搞定。一些可以不杀的，家属工作一直做不下来，只能拖着不核准，时间长了没办法，或者压力大大，就只能核准。

2010年11月3日，长期遭受家暴的四川下岗女工李彦在争执中将丈夫杀死，碎尸后烹煮。二审判处死刑后，等了近两年，直到今年最高法院才裁定不予核准。理由就是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李彦的主观恶性也就没那么大。

据最高法院刑庭领导一次在中国法学会交流时介绍，审委会讨论后已决定不核准。之所以拖延，与一二审工作不够细有关。碎尸情节不可谓不严重，而家暴因素在一二审中又没有明确长期虐待，只说双方有过争吵厮打。这样一来，被害人家属不认可，多次几百人围堵法院。舆论则多同情和支持李彦。一些妇女团体曾以公开信等方式呼吁最高法院枪下留人。

据上述刑庭领导介绍，后来经过二审法院不断做工作，也时过境迁，被害人方面情绪慢慢平复了，才没核准死刑。

但也有没能保住命的，比如药家鑫。多位最高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事后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案件对法院的伤害很大。

“他只有一条人命，而且是非预谋犯罪。一个大学生，心智还不太成熟，撞了人以后失去控制。而且，他是在警方完全没有掌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着来自首的，可以算得上大义灭亲。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的。但没办法，舆论太厉害了，还是杀了。以后碰到类似案子，判起来会很被动。但杀了以后，很多人又开始同情他。”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

死刑罪名还能减多少

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付出了充分的努力,但中国对死刑数量的控制与学界的期待及国际标准还有明显差距。立法和社会舆论也须给予支持，否则法院抗压能力有限。

据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介绍，李昌奎案后，死刑复核就一度开了倒车。李昌奎强奸杀人，又杀死被害人三岁的弟弟，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应判处死刑。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却判了死缓，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判死刑。结果一段时间内，法院因为害怕遭遇类似批评，一些本来可以不杀的都杀了。死刑数字也一度出现反弹。“这个势头，费了很大力气才纠正过来。”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刑法学者说。

立法的支持近期有望取得进展。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刑法修正案（九）很可能在今年底或2015年初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届时，继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削减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后，经济犯罪有望完全废除死刑。

目前中国刑法的死刑罪名总数仍有55个，超过一半的都是国际上一般不适用死刑的非暴力犯罪。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职务犯罪以外的其它非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九）都将作一定幅度的削减。“立法机关的态度很积极，很可能会有显著的变化，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止限于经济犯罪。”

赵秉志认为，立法上还应明确慎用的导向。比如，可判死刑但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应明确首先考虑适用死缓；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标准也应予以明确。“这样才能推动观念的变化，制度的变革才有基础。否则只是司法机关慎用死刑，不仅老百姓不容易理解，有的地方领导也不理解。”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原本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有过反思。一位死刑复核法官也介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害人家属主动向法院求情不判死刑的例子其实已经出现好几个了，“说明经过这些年的调解、判决和宣传，老百姓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些变化。舆论多元了，不像以前，谁为被告人说两句话都会变成众矢之的”。

生死判官们的体会最直接——杀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还会导致仇恨向下一代蔓延。“像云南的毒品案件，有些是一家人共同作案，数量又非常大，按照法律可以都杀的，但我们一般至少留一个。否则他们的亲人朋友会觉得你太绝情，斩尽杀绝，反而影响稳定。”一位法官说。

另一位法官则用诗词表达了类似情感：“杀以止杀非所愿，刑期无刑是目的。盼何日，神州尽舜尧，我辈歇。”